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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召集人、陳副召集人、邱部長、各位委員、各位列席等官員大家好。那接下來就由環保署報告,那我差不多準備了二十張的簡報,那我會把他大概重點集中報告其中的八張。好那我想我們行政機關,在這個環境犯罪的這一環裡面,當然在立法機關完成立法之後,我們當然做的是行政管制、監督與監測。但是如果遇有環境犯罪,大的犯罪偵查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協助的調查跟鑑識,那之後證據完備,由檢察官起訴之後,再移送給法院來審判。我們等下會舉到三個比較重大、典型的案例,那當然這裡面最受矚目的大概就是「看見台灣」那個電影之後的這個「日月光案」,因為有媒體廣泛的報導,所以他會被認為說這是一個社會矚目的案件。但是其實我們就歸納說,其實有很多剛剛我們法務部的同仁,也已經幫我做……其實這樣的犯罪……為甚麼會層出不窮?那這裡面其實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於,譬如說:空氣汙染的事件、水汙染的事件,當它第一時間發生,那個廢棄物的棄置可能會在偏遠的地方,但是如果像空氣汙染跟水汙染的話,它比如說是,像是夜間或這其他時間,一偷排到大氣,或者是河川的話,它其實因為稀釋、擴散的那個能力很快,如果沒有第一時間有足夠的監測,或者第一時間可以採樣的話,事後重新來追查,其實相對的那個蒐證確實會非常的困難。

那再來就是我們過去的那個「環境刑法」,常常處罰可能就是說去針對行為的違法的處罰,這種抽象危險犯的處罰,不是很少就是相對比較輕。當要變成「具體危險犯」或者甚至「實害犯」,這是有一個犯罪的結果,或者足以造成公共危險,這樣的程度的時候,那個舉證相對又非常的困難。那在這樣的一個邏輯之下,其實業者當然就會容易有僥倖的心態,反正你很難舉證。

那第二個呢,即便罪證確鑿了,那他還有一個招式就是從經濟或者說如果要被勒令停業的話,他會說那會影響到勞工的生計,端出來,讓政府或者讓政府機關要移送的時候,或者要不要勒令他停業、歇業的時候,會有比較多的顧忌。那這個「日月光案」其實我簡單的是要說,這是一個社會矚目的案件,但是呢,原先就這個案發當時,我是一個律師的角度來看,其實原先高雄市環保局把這個議題操作的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移送給檢察官來起訴的時候,我們看到其實是,證據來講,相對的非常的薄弱。

但是檢察官,這也是一個社會矚目的案件,所以他用了三個法條去起訴,那一審的法官最後判斷了之後,結果他只能用當時的廢清法來判刑,那這樣子判得比較低,所以又引起了輿論的譁然。那二審獨立審判,他認為見仁見智,他認為說水汙染的事件不應該是用廢清法,所以甚至幾乎判無罪。

那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當然,媒體在廣泛的報導結果,大家對於司法的那個相對的信賴感是比較就是說當然會產生一些傷害,那當然這後面有透過修法去解決了一些問題,那因為我們事後來看,其實這個最大的問題是:第一時間我們環保主管機關,也就是當時「高雄市環保局」就要捫心自問說,案發媒體報導這麼大,但是我要移送給檢察官的時候,到底證據夠不夠?這是我們行政機關必須要捫心自問的部分。

那第二個像是「爐石」或者像是「底渣」的這個問題,那這個剛剛我也講了,我們法務部也報告了,因為廢棄物過去的定義不清。那再來就是說,有一些我們當然就是說,政府鼓勵說要「回收再利用」,或者說現在在談的「循環經濟」,但是比較困擾的就是說,像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呢,他只要把這些底渣、爐石把它說這是產品,那產品他就講說要回歸「自由市場機制」,所以他們不管。

但是一旦被定性為產品,環保的主管機關就沒有辦法用廢棄物去追蹤、管理。那就會產生這些後面很多的爭議上的困擾,但是還好這個案子呢,就是說檢察官堅持最後還是認為用「廢清法」來起訴,那一、二審的法院呢,也是都用「廢清法」來量刑,而且從重判刑。那但是因為這個案子相對沒有受到,社會的矚目比較低。所以其實這本來是一個比較好建立司法信譽的案件,但是因為他沒有像「日月光案」那麼的受矚目,所以當然被報導的就比較少,這是有點可惜。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那個「環境法律人協會」有提到的,就是說最近有環保團體舉發了台塑集團,就是透過那個,就是一些數據造假的問題,那當然這一部分依照現在的方式,其實檢察官最多如果查到,只能說你電腦模式造假,偽造文書跟詐欺利得。對,但其實這樣子的集團他系統性的造假,其實他不是真正要減省空汙費,他是要博得一個對環境很友善,避免大量的賠償。這是我們把它過去系統性地從新北市的樹林廠,一直到桃園、一直到雲林到嘉義……就是都有相同的問題。但是呢如果看刑事處罰的部分呢,其實就他們員工一認罪之後呢,其實能夠判罰金或者對員工的罰都很少,那雲林地方那時候沒有用行政沒有用刑事偵查,到最後還是用「不當利得」去裁處,那裁處了十億元,但是即便是被裁處的十億元,我們大概在今年初才駁回了台塑的訴願,但是即便是罰了他十億元,以他去年最後盈餘超過兩千億,這種罰也是沒有達到犯罪的懲罰效果。

以上的問題,那我們的大概改革方向的建議,第一個呢,就是有關這種結果,就是說那種「實害犯」或者那種「抽象危險犯」這種很難舉證的部分呢,我們也是建議說可不可以盡量的是從,就是把它改為「抽象危險犯」的方向來研修。那第二個呢,就是有關這種公害污染產生的那種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我們建議這一部分呢,建議是用「舉證責任反轉」的方式來訂定。那這個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案例,雲林地方法院有一個蔣得龍法官,遇到這種公害汙染事件的時候,原告的律師講出了這個「流行病學因果關係」來講說,他不顧當下底下有那麼多的原告,還有那個中研院的學者在現場,他只講了一句話說:我們這個環境汙染的損害賠償,跟流行性感冒有甚麼關係?可以講出這樣子的話出來,那這當然就是專業訓練不夠的部分。

那再來當然就是,有關剛剛法務部同仁有做出一個建議了,就是說「不法利益的追繳」跟「裁罰」應該併行,那他說不法利得的最好是一個地板,而不是天花板。那當然這個「吹哨者條款」全面的入法這個我們也支持。那在執行面其實,就是我們也建議是說,那是不是在司法官第一階段的那個法務部的司法官選定,跟後來法官學院的研習部分呢,是不是也多加一些環保專業的研習課程。

那另外,橫向的聯繫窗口,那再來就是說第一線我們是不是廣泛培養在地的居民跟環保團體做為「環境尖兵」,可以在第一線、第一時間隨時可以「檢舉犯罪」或是「協助蒐證」這樣的問題,讓我們的環境可以有改善,那整個也可以提升這個司法的公信力。好,那以上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