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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發言規則害我壓力好大,因為三分鐘這個這麼多爭點,我首先要覆議一下孫一信委員所提到的,我們現在很大的問題是,大咖轉給中咖轉給小咖,大咖可能是高科技的廠商,當他們把它傳給所謂的合法的業者時,我們在行政法這裡的義務上面,並沒有產生一個斷裂點,斷裂到它給一個所謂的合法的廢棄物清理的業者的時候,其實就跟我們講的洗錢過程常講的所謂的白手套。

那事實上在相同的情況,在德國的這種情況底下,當它這個大廠商要委託所謂的合法業者,並不會當然斷裂它行政法上的處理義務,除非它盡了所有的其他規範,那如果它沒有盡規範的話,就是回到他本身可能是共犯、正犯,然後也要一起去沒收那些不法利得來處理。我覺得能夠把行政法跟刑法的問題扣連起來,才有辦法解決這一個問題,那這一點我是非常贊成孫委員所提,更不要講說我們合法業者一定都是再往下包,所以最後抓到的一定都很小,所以我個人是反對一昧從重刑主義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抽象危險犯那個問題一定得解決。因為它的法益的侵害是建立把環境生態當作是一種不同於個人法益的這種集體的型態,如果你一定要去扣連到個人甚至於譬如說健康,事實上就忽略掉環境問題它最重要的,其實還包含世代的問題, 你沒有危害到這一代的健康不表示我沒有危害到其他下一代的健康,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事實上抽象危險犯他是有他很堅強法理的紀錄,像我們相同的法條來看190-1條就是日月光裡你根本沒辦法治它,怎麼可能去證明有致生公共危險,更不要講說致生什麼人的健康損害,可是相同的法條德國刑法320條它就把它規定成是一個抽象危險犯的型態,它並不需要像我們台灣這樣子去證明那種比登天還難的舉證責任,你想想看我們這種立法的制度,最後弄出來,民眾不滿、人民不信任司法、院檢又互罵,然後審檢辯學亂鬥一通,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在立法的源頭,立法的源頭我是建議說不管我們做成決議,法務部長在這邊,我是建議說環境專章那部分要積極處理,那這個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第三個,我簡單說一下估算的問題,大家印象中都以為人民跟行政機關打訴訟都是「行政機關贏,人民輸」,事實上你如果有真正去做下面這個環境訴訟案件,在環境訴訟案件尤其是空汙,不光是空汙所有的一些案件,政府常常都是敗訴,地方環保都是敗訴的,為什麼讓它敗訴?你看他敗訴比例根本完全不合比例的高,因為敗訴原因最主要的行政機關沒有辦法來舉證它估算出來的結果,事實上行政機關有沒有想辦法去管,有阿,像環保署它們在估算六輕空汙那時候,事實上它有一個估算表出來,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樣子?因為我們少一個條款,就我們沒有去處理行政機關去估算它的一個法律基礎,那現在刑法有,行政法反而沒有,所以我是主張說很明確的把估算這一個列進去,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