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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這個「偵查不公開」跟「檢察人事」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那這邊可能要先從整個檢察體系的一些背景來做說明,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這個圖是說各級檢察機關的檢察官人數統計,那我們如果光看檢察官這一欄的話,地方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大概有一千個,高等法院檢察署的檢察官大概有一百五十六個,最高檢察署有十八個,那可以看到說高檢的人數大概是地檢的大概佔了十分之一強,那最高檢察署人數又是高檢檢察官人數的十分之一強。

那各個地檢主要的工作可以跟各位社會代表做一個簡單的描述說各級檢察署機關的業務到底是什麼。那我們首先看一下地方檢察署的工作有分成三個大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偵查」,那偵查部分當然包括所謂的內、外勤,內勤就是所謂的有關於訊問現行犯,或者是一些審核一些搜索票等等這些業務,包括這些相驗的業務,也就是說驗屍的部分,那後面括的數字是根據法務部提供的資料,是一百零五年的案件數量,可以看到偵查案總共有四十五萬多件。

第二個就是蒞庭的案件,就是說案件起訴到法院之後,會有一個專責的公訴檢察官去負責實施公訴,來說服法院,使法院產生一個有罪或無罪的判決,那這兩大部分如果各位有看一下黃致豪委員提供的「法律小學堂」,就可以發現說實務上偵查檢察官跟公訴檢察官是不同人,所以是分成兩個不同的業務,那最後一個大的業務就是「執行」,也就是說判決確定之後要做一個執行,不管是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是罰金、甚至是死刑等等。

那高等檢察署的業務也可以分成三大塊,第一大塊就是所謂的偵查,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當高等法院檢察署所偵辦所謂的偵查業務,就主要是所謂的內亂外患,那大家知道可能一年的件數不多,那最大宗的部分大概就是蒞庭案件跟所謂的不起訴之後的再議案件,那這後面都是所謂的案件數量,最高法院檢察署主要負責就是二審檢察官上訴的案件,那另外就是所謂的非常上訴的一個案件。那這個是各級檢察機關所負責的一些主要的業務,從這些簡單的數字看起來,跟實務上運作結果,我們會發現現在檢察機關的人事或業務現狀,那會產生位高責輕的現象,怎麼說?我們可以再往前看一下,我們剛才看到說地方檢察署它總共有一千多人,它要負責總共這些業務,最重的就是這個偵查的業務,雖然地檢的檢察官總共有大概一千多個,但實際上負責偵查業務的並沒有那麼多,因為什麼原因?就是因為有一部分的人必須去專責公訴蒞庭的業務,所以比例上大概會有三分之二的人,大概六百個人是從事偵查業務,那在四十五萬多件的情況之下,六百多個檢察官,它要去處理這業務,平均下來一年大概一個檢察官大概要處理七、八百個案件,那這七、八百個案件其中還不包含他要出去內外勤、相驗的這些案件。

那相較於高檢署的業務內容,高檢署的業務內容主要就是蒞庭跟再議,那偵查大概就不用了,去年大概只有十件左右。那再議的部分主要是針對這個偵查案件之後不起訴的地方做再議,總共大概有五萬多件,從剛剛的人數看起來,高檢的檢察官人數大概有一百五十幾個,平均去分五萬多件案件,平均起來大概一個人是負責三百多件,那從這個數據上的差距大家就可以看的出來說實際上地檢檢察官的負荷真的是非常重,這邊姑且不論一、二審檢察官對於再議發回續查的中間存在的一些歧異、矛盾,因為有些地檢檢察官可能會覺得高檢檢察官的再議發回是沒有那麼有道理,比方說有時候高檢檢察署檢察官就告訴人在二審提出一個錄音帶,要求來證明說被告真的有犯罪,那這時候高檢檢察官可能會認為說調查還沒完備就發回,那地檢的檢察官就覺得說你當初又沒有提出來,那你教我怎麼查?等等這些我們姑且不論,因為其實有很多高檢署所發回的一些續查命令其實內容是相當豐富的,但是單從這樣的案件的比例上面來看的話,我只能說相對地來說,地檢檢察官的案件負荷量確實比高檢檢察官的案件負荷量還要來的重。

那再看看最高檢察署,雖然說上訴案件有四千多件,目前的情況大家都知道,因為最高法院並沒有所謂常態性的開庭、言詞辯論的情況,所以針對這一塊,其實相對來說最高檢檢察官並沒有像一審或是二審的檢察官在蒞庭上面有比較多的發揮,那最多的就是所謂非常上訴的案件,但是實務上的情況是說,很多都是因為非常上訴就是判決確定之後才能去做非常上訴的動作,那很多都是在執行的時候,由一審的檢察官發現它有法律適用上面的問題,然後寫好非常上訴書之後交給最高檢的檢察官去審核,只有非常少數的案例,比方說原住民狩獵—王光祿的案件,或者是前一陣子提出建商小開的王鴻偉案件,可是由最高檢的檢察官來撰寫非常上訴書以外,我想大部分的非常上訴書都是由在執行的檢察官來發現法律適用上面的問題,所以大家可以看的出來最高檢的案件負荷量又比高檢還輕了許多,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以我才說在檢察人事的實務裡面,會產生你位子比較高的話,責任相對,我只能說相對,相對比較輕。

這邊還不談到說當一個案件,比方說假設有冤案,或者是有起訴之後被法院輕判,甚至是判無罪,那這時候大家的矛頭一定都指向誰?一定都是指向起訴的檢察官。雖然說在實務運作裡面,檢察官起訴的書類都是給主任或是檢察長看過,大家不會去苛責主任檢察官或是檢察長,一定會說為什麼當初檢察官要這樣起訴?為什麼會起訴到有冤案,或者是會被法院輕判的結果?所以很多時候一些實務上的偵查,最後結果的責任都是由地檢的檢察官來扛才會產生這種情況。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我只能說依人性的弱點來看,大家當然會覺得說往上做比較好一點,所以檢察機關就會產生一個升官圖,就是從檢察官變成主任檢察官,再變成高檢署的檢察官,當然中間還要歷經當了檢察長,之後可能當到最高檢的檢察官。

那升遷主要的依據當然除了檢察官的專業能力、辦案的專業度、效率、或者是所謂的領導統御能力,或者是行政溝通協調能力等等,但是多年來存在著一種迷思,就是說是不是辦大案就可以升遷?那什麼叫做辦「大案」?我去偵辦了一個殺了一個人的案件算不算「大案」?或是殺了十個人的算不算辦「大案」?還是說,只是有新聞媒體去追蹤、報導的社會矚目案件才是辦「大案」?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迷思的產生?那跟我們現行的人事制度有一點關聯性。

那我們剛剛一直提到說所謂升遷的途徑就是從主任檢察官變成高檢檢察官這樣一個升遷的順序,那在法院組織法裡面規定,有關於主任檢察官或者是高檢的檢察官的ㄧ些任免,應該是由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之後報請法務部部長核定之後公告,那比較新的法官法也是做這樣一個規定,就是由部長核定後公告,但是大家可以看看「檢察官人事審議規則」第四條第二項,它怎麼產生?就是說主任檢察官或高檢檢察官本會,就是人事審議委員會,應該擬派職缺的一點五倍人選變成是由部長圈選,這個就跟前面兩個法律的規定不一樣,那為什麼會變成由部長圈選?

當然訂定法條的歷史我沒有去做一個考究,但從正面的角度來看,讓部長圈選是讓部長有一個全面的檢察人事權。但是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可能會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因為畢竟部長是政治任命,執政團隊是不是有可能利用控制檢察人事的方式想要來控制檢察官?這個當然是比較負面的思考,所以在現行制度下的部長圈選,那部長怎麼圈選?是不是就回到我們之前所謂的一個迷思,就是說辦大案的情況之下檢察官才有可能去做升遷的動作?

在這種勞役不均,從地撿到高檢到最高檢,把所有的重擔都壓在地檢檢察官的身上,往上升遷的時候責任就輕一點,那要怎麼升遷?部長要怎麼圈選?可能不外乎有幾種途徑,如果跟部長同樣在部裡面,有些行政幕僚的工作,部長可能知道你的能力,或是他行事的風格或效率,要嘛就是有人去跟部長推薦,不然部長怎麼認識檢察官呢?可能就是從報章雜誌上面,可能這個檢察官偵破了一件大案,我覺得這個是從這個勞役不均跟所謂的部長圈選這個制度的一個設計,這個其實都是去挑戰人性的弱點,讓檢察官有可能、有這個風險說那我在怎麼樣的機會下可以讓報章媒體報導我?我是不是偶爾給新聞記者一些不管是我主辦或是協辦的案件有一些偵查方向的透漏,或者是當事人講了什麼,我調查證據調查的如何等等這些,然後這些新聞記者就會反饋給我我將來報導你偵辦的案件,會產生一種共生的關係,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產生會讓偵查不公開落實的制度產生一個缺口,就是說會有這樣一個道德的風險性,然後產生一個偵查不公開的缺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一個制度是必須去改革的,那當然法務部前一陣子也有開記者會提出一個討論改革的方向,就是說從主任檢察官的升遷開始改革,改變成基層檢察官先做一個票選的推薦人選,再由部長做個勾選,最後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會去做一個審議。那改變的順序倒過來,變成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有否決部長勾選的權限,但是這個實務上怎麼操作?因為我們還沒看到部裡面有一些比較詳細的意見,那我只是在擔心所謂的「部長勾選」會不會跟先前的「部長圈選」是產生一樣的效果?那部長勾選要怎麼勾?是不是又回到以前的報章雜誌上看到某個檢察官有一些偵辦的動作?那效果上面其實會不會是一樣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這個部分有勞法務部去思考一個更詳細或更全面的方案,或者是說票選怎麼選?才能去避免如同我在本會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就有提到說,很多的司法上面的一個問題,在這個案子裡面源自於檢察官案件負荷量太大的問題,當你工作負荷太大發現說我往上走可以稍微輕鬆一點,再加上人事制度上設計的不當,這些再再都會去挑戰人性的弱點,這不是說檢察官想要去把自己的偵查洩漏給媒體知道或是什麼,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性的弱點之下會產生一個道德的風險,那最後可能會造成偵查不公開落實的一個破口,那導致於偵查不公開無法完全落實的一個原因而已,倒不是說檢察官會刻意去知道說偵查不能公開但它還刻意去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個是制度設計上面的問題。

所以針對我們提案所提出來的問題,或者是這個解決的方案,那從這個角度出發,希望說法務部能夠去仔細思考一下從偵查不公開的落實去思考一下,我們現行的人事制度是不是需要去做一個更大幅度的一個變更,來降低所謂的道德風險,更健全偵查不公開的落實,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