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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發言,那其實剛剛聽到這個警政署的報告,跟大家討論跟詢答,其實有一點很感慨啦,長期以來的感慨就是偵查不公開一向都好像只對當事人跟律師、辯護人,那對其他的,都是公開的。包括剛才提到,其實裕順委員講得很棒的一點,是不是就把媒體請出去,把它清乾淨,不要進入這個我們的偵查單位,那其實剛剛有講的一些困難度,可是這些困難度在我聽,在我們實際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人來聽,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為什麼?

第一個,大概地檢署的辦公室、辦公區,公開的偵查庭或其他地點不要講,辦公區大概永遠進不去的只有當事人跟律師吧?因為它是有門禁管控的,怎麼會可以進去隨便翻?那隨便翻這一點事情呢,會產生什麼影響?會產生常常就會有人覺得說,阿!他因為早一天可以知道起訴事實或早一天可以知道偵查進度,他就覺得,哇!這一個中間人是有辦法,是有白手套在的,所以呢,他們願意行賄兩百萬、三百萬、四百萬,常常聽到這個,所以那個檢察官就背黑鍋了,變成人民對司法不信任,那個到最後大概如果真的有去查證的話,會發現,欸那個是詐欺犯,他是藉由訊息取得的提早而去讓人民誤以為說,啊檢察官或是司法單位是可以被買通的,因為他這麼有辦法提早知道這些訊息了。

那第二個,偵查不公開的,對一般人民,只對一般人民的狀況的實例在於說,我們在承辦案件當中,我們常常發現一件事情,調查局約談,是當事人主動到場吧?約談證人,這個階段期間都還沒有確切證據知道說這個案子,到底確定有沒有犯罪行為人存在?有沒有具體的犯罪事實?都還不曉得,可是我們常常在當事人在場的時候,就發現奇怪,我們當事人那一天約談16個當事人,約談了8個證人,這16個當事人跟8個證人名字媒體全都知道,而且呢媒體就在調查站外面,調查站大家都知道有海調站有事調站,所以他要知道在那個時間點,這一些人被約談,一定是具有某種特殊管道,而且這個時間絕對是應該是不公開的。這又回應到旻園剛剛所講的,為什麼可以到現場?為什麼媒體可以跟著你的車跟到他的那個案發現場去做拍攝,為什麼?

所以回應薇君我們剛提的,搞清楚錯在哪裡阿?不要一直講說沒辦法,這些訊息為什麼會出來?你出來道歉一句或者做行政懲處,一點用都沒有,為什麼?因為你沒有,因為可能為了升遷為了其他的狀況,沒有人要去真正追查這些洩密的源頭在哪裡。那有時候我說句不好聽的話,有時候甚至是因為裡面經手的人太多了嘛!可能也要呈報檢察官,所以他們就會覺得可以推,可能是地檢署的人洩漏出去的阿!可能是調查員洩漏出去的阿!可能是警察單位洩漏出去阿!因為有這麼多人可以調查,也就變成沒有人需要負責了,這是一個實務的狀況。

那可是這個部分,涉及甚至牽涉到說內容,包括一個調查案件,我們現在講的可能有一些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所以我們甚至遇到智慧財產權的案件,他甚至還在只是有人提出告訴,有人提出答辯,包括裡面的損失金額、具體的專利項目,欸奇怪這個東西,居然我們媒體也拿的到,為什麼?當然是有洩密啊!有沒有人去辦洩密案?沒有,所以剛才召集人在問一些問題,問的問題也是我心裡想問的問題,有多少洩密案在這一些主動監看當中被偵辦了?沒有,所以為什麼洩密越來越嚴重?那條文警政署報告的偵查不公開原則跟相關的條文,其實訂的都很好啊,訂的都很好很完備,可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是落實啊!為什麼要討論?因為沒落實啊!因為後面這些機制沒有發生實際的效用啊!因為仍然,所謂的偵查不公開仍然只有對辯護人、對律師,對一般人民,對其他的單位他們還是可以取得,可是這個嚴重,影響傷害了人民,包括旻園委員剛剛所講的,那個原住民的問題,其實一開始偵辦是沸沸揚揚,但是到最後結果呢?有人記得結果嗎?民眾都只記得,最前面的那些高曝光度的報導,但是他高曝光度的報導會跟著當事人多久?會跟著一輩子,然後在Google上面也都下不來,然後在媒體上面大家也都記得這件事情,那不是只有這件事情,包括只是一個小小的商家,或者可能只是小小的一個他的住所被曝露出來,他的外觀、他的住家被曝露出來,他的鄰居都出來指指點點,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在偵查程序中,或審判程序中撐得過去,他可能就自殺了,這種案件,我們常常遇到當事人案件還沒結束,他就往生了,我們的案件就結束了!為什麼?因為他等不到公平審判的那一天,因為壓力太大了。

所以偵查不公開這一點,我們聽到的一個困難點是,我們發現剛剛其實我想詢問的一個問題是,我想詢問的一個問題,我剛才聽到說,對於媒體影像他有一個專專責人員在檢視,可是我們想了解的是,有這個專責的檢視的人員,他的層級到哪裡?你有沒有給他足夠的教育訓練?有沒有給他正面表列哪一些是可以公開的項目?我們現在只看到一個規定,但是適度,適度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什麼叫做適度?那其實在偵查不公開的階段裡面因為他是一個沒有確定的,他是沒有經過確定的案件,那在將來因為經過調查之後,這都有不同的可能性產生。那在階段當中他需要對於人的人格權跟被告受公平審理的權利去保障,所以我們需要自我節制。

那律師通常很自我節制阿,因為律師怕有洩密或者是也希望保護當事人權利,所以我們通常很畏懼媒體,我們也不太面對媒體,我們也不對自己的案件去做評論,通常都是No Comment!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其他的訊息一直在出去,可是出去的時候,就像致豪委員所說的,我們有什麼義務要去滿足媒體,那剛才所說的公益,陳委員我不是針對你來處理,因為你剛才也提到說,你在處理上面,你有一些想法了啦,有些不同的想法。公益這個部分,當初,我舉你那個例子,你就是希望說大家對於這個狩獵的部分,或這個部分,這個環保的部分你們一樣有所重視,要有一個教化人的觀念,但是它如果是在偵查階段,拿這個案例去教化顯然是不妥當的、顯然是有危險性的,雖然對於當事人的保障是不足夠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不希望聽到的只是說就對我們辛苦的警政人員去做懲處,我們比較希望聽到的是比如說你們這個媒體監看的專責人員,他受到了什麼正面表列、他什麼事項是可以公開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做這樣一個教育或者是這樣子一個影像授權的一個授權觀念,然後才能對這個部分來做正確的一個節制,否則的話是適度的都可以公開,其實我個人的意見是認為說,應該去……有沒有可能去做一個正面表列說,哪些是需要公開的項目,那應該是有節制性的,而不是說任由所有的警務人員自己去判斷,然後我們事後再來懲處,這可能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想請教的具體問題就是關於剛剛我們報告中所提到的這個影像處理人員他的層級、授權,他目前有沒有一個正面表列的一個具體的授權可公開項目,那他處理的準則是什麼,那目前我們在對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有更具體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