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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那個,還是回到我們剛剛那個統一法典的這個問題,因為我聽致豪委員的報告說建議建立一個統一的證據法典,那我想這個參考的原形應該是來自於美國的聯邦證據法,那但是回到一個前提就是說美國為什麼可以訂立一個統一的聯邦證據法,在於說他的民事訴訟跟刑事訴訟所採行的一個訴訟制度都是所謂的當事人進行,那就回到我們剛剛志峯委員提到說,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採行一個所謂的訴訟對抗制度也就是說我們的民事訴訟是採行當事人進行沒有錯,但是刑事訴訟雖然致豪委員有提到說我們在這個91年修法之後已經採所謂的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

那其實我一直對「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這個名詞覺得有點詭異,也就是說其實我一直覺得我們刑事訴訟法當時的修法也許是有意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那個方向去走,但是它又說白了點,它是抄得不乾不脆,然後就這樣湊一湊變成一個所謂的……然後就把它包裝成一個名詞叫做「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然後實際上,在刑事訴訟法裡面又有規定說,法院其實在某種情況之下它其實又有一個調查義務,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到底是為什麼要把它稱為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還是說其實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其實它的內心的骨幹仍然是一個所謂的職權調查這樣的一個想法存在,那如果是這樣子的前提之下,在民事訴訟跟刑事訴訟所採行的訴訟制度不一樣,一個是所謂的當事人進行,一個是所謂的主要的骨幹還是所謂的職權調查的話,那這樣的情況之下,有沒有必要、或有沒有辦法像美國一樣我們去制定一個統一的證據法典,那如果真的這樣去制定的話,那會不會在刑事訴訟跟民事訴訟所謂的證據法則或者證據能力的這一塊的規範上面會出現一個落差,或甚至出現什麼過猶不及的一些情況,那我覺得這個從我們本身訴訟制度上是不是先要去做這個考量再來談說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從美國這一套學習所謂的統一證據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