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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席、謝謝趙教授讓智障者家長總會有這個機會在這邊針對保障弱勢族群在司法中的處境提出我們的看法。那首先針對趙教授剛才的結論,就是訂定弱勢被告保護事項專業辦法跟弱勢被害人保護作業辦法這個部分我們予以肯定,但是有些部分可能要有一些提醒,因為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裡面有非常明確要服務的對象就是兒童跟智能障礙者,那在刑事訴訟法裡面也有明列在第35條裡面的一些對象。

那譬如來講像第35條……第31條抱歉,刑事訴訟法第31條在指涉本來是智能障礙者,後來放寬到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這樣的……它其實是一個立法過程,但是後面有一句話一直沒有改變,就是無法為完全之陳述。那對於無法為完全之陳述這一句話,其實它是一個很難界定的一個指涉的一種範圍。

為什麼要法務部在整個修法過程從頭到尾就是堅持要放這一句話,其實就是在整個司法行政的過程當中,其實非常害怕增加他們的業務量。所以常常在我們提出了一個很美好的願景的過程當中但在落實的過程,常常會遇到很多的阻力。

那我這邊提出來的是,譬如來講,我這裡對這個問題有兩個具體的訴求:第一個是針對刑事訴訟中含被告跟證人,因溝通或認知能力受限,顯著欠缺受詢訊問、受審能力者應盤點對象外,應積極建立專業司法詢問人制度,這個是比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的這樣的方向來辦理。

另外我第二個訴求是說,在刑事訴訟過程當中如果發覺被告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司法相關人員應有將其轉介至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制度性規劃,以滿足他的社福需求,並降低該被告重複犯罪的可能。

那剛才有提到刑事訴訟法第31條的部分,那根據法律扶助基金會的統計,智能障礙者在……法扶基金會從98年開始有檢警專案,也就是當檢察官跟警察第一次執行詢訊問的筆錄的過程當中,以智能障礙者案件是不用經過資產調查跟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是可以指派律師陪同,那這幾年來整個案件數量節節高升,幾乎達到檢警專案的八成以上。顯見他們的案件數量其實是非常高的,那在這些案件的類型,除了整個程序上的服務我們是完全同意之外,其實我們應該要去分析這些案件類型,這些案件類型是否集中某一種類型,或者是是否有些人重複觸犯了相同類型的案件而成為累犯,那這些智能障礙這些障礙者他們最終被判了什麼刑是不起訴、緩起訴、易服勞役,還是有刑期,然後或是變成緩刑,那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檢察官或法官能夠有一個轉介的可能性,這部分我也跟有些檢察官有溝通過,其實我們目前完全沒有這個機制,檢察官做了裁定之後,或者是做了不管是起訴、緩起訴等等,然後就離開地檢署,那或者是法院那邊判了緩刑之後就離開法庭,所以對於這些智能障礙者來講,他可能是重複犯案,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我們的社會機制要對這些事情有一些處理。那在這次整個司法改革過程很多檢察官跟法官都有提到微罪案件要分流的這樣一個問題。我覺得如何做適當的轉介這個制度性的安排應該大家來作一些討論。

那第二個跟第三個其實是剛才有提到除了刑事訴訟以外的民事訴訟現在也遇到了一些制度性的問題,那民事訴訟的部分,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案件是老人告兒子要負擔扶養義務的問題,但是這個是一個雙方面都希望判輸的一個訴訟,那這樣的一個訴訟現在的案件量其實已經越來越高,已經高過在也是法扶基金會統計,這個給付扶養費用的訴訟案件已經超越離婚的訴訟案件而變成家事案件的第一名,到去年已經有將近三千件,是兩千九百一十一件,這個部分很明顯是因為社會福利體系的問題而造成這樣的一個訴訟案件的增加,就是根據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其實社政單位應該依職權去做判斷,但是很多縣市會要求當事人去進行訴訟,而造成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這裡面我提出了這兩個案由的訴求,這裡不再贅述。那第三個案由其實是我們認為應該要盡速建立意定監護制度,那因為我們現在被申請為申請監護或輔助宣告的過程,其實都不是由當事人來指定誰可以當他的監護人、誰來當他的輔助人,而是他完全生活是受制於別人,這部分有可能會違反如果大家硬要究責的話,他可能會違反CRPD的精神,那所以我們是呼籲要盡速來建立意定監護的制度,當這個受監護人在意思清楚的情況之下,他應該有自己選任監護人的這樣一個制度性安排。

那目前其實也有很多縣市政府在反應他們現在每年有高達八千件的聲請監護的宣告案件,那大概有四百多件是輔助宣告的案件,那這個部分其實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是沒有辦法來指定他的親屬作為監護人或輔助人,變成要委由縣市政府,但實際上監護人有非常複雜的業務,他要做財產管理、做醫療同意、做一些對於這個人生活上所有一切的同意跟職權的行使,那這個部分我們是建議能夠成立專責機構,來解決目前整個政府能量不足的問題,那對於剛才就回到我們剛才的第一案的這樣的一個,剛才趙委員提出來的那些討論,這個部分我們其實是對於這些作業辦法,我們是樂觀其成,但是對於整個執行上,因為現在在訴訟的過程在性侵害是因為他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規定,但是雖然說我們花了非常多的努力去建立NICHD的,這樣的一個詢問的訓練,但是它的範圍還是明確,那如果說我們要把他變成是不受限範圍是只要所有的弱勢被害都要進行這樣的一個處理的時候,首先我們可能要面對的是那個誰來做判斷,在這個訴訟的過程,誰來做判斷的問題,然後要怎麼來處理這個過程。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將來如何落實到整個修法裡面,那個名詞如何做界定然後誰來做認定,然後行政部門在整個司法從業人員這邊要怎麼做搭配,這些過程我覺得恐怕大家要做更深入的討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