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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這麼晚了,我插個話。其實關於讓當事人了解這件事情,在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這幾年有很多的判決都很強調這點,也就是說通譯的重要性,第一點。第二個,這個是我們國家要不要一個全面性處理的問題,其實,不要說母語,至少英文,如果能夠來,他們對英文有點基本的理解,大法官就有這樣的問題;大法官的⋯⋯我舉韓國為例比較快,韓國的憲法法院,他就有一個外國律師來專門⋯⋯他們就是給他一個職位,專門負責,他們只要憲法法院的判決一出來,同時他的英文翻譯就出來。但是我國的大法官是怎樣,找那些留學英美的學者來做,我剛剛跟李念祖委員才提到,你也其中的對不對,然後加了一句,我們還不夠專業,我說是的,你自己承認就好了,我們大法官的英文翻譯是不行的,雖然我們翻譯很多,我們國家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處理事情。同樣的,如果我們是有這樣的想法,然後從大法官開始,整個法院系統,或者是其他系統,就有一個這樣的機構專門去處理這樣的事情,那這就不是什麼很奇特的了。那母語翻到什麼程度,那就看你的資源在多少;那至於讓當事人了解到他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待遇,這是基本人權啊。如果我們整理這樣的思考,就不會覺得說這件事情好像是很特殊、不應該做的;那如果它應該做,只是我們階段的問題,我們現在能做到多少、我們做到什麼程度,然後往最好的目標前進,這樣的問題吧,是不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