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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會再講理論,但是我先針對那個邱部長剛才所說的這件事情,我認為邱部長講這樣子的話是不恰當的,我直說,我覺得您這樣子講是不恰當的。檢察官作出了不起訴處分之後,地檢署或者是檢察官怎麼可以竟然建議當事人到法院去告?我覺得這是完全不對的事情。因為檢察官自己本身都認為這個案子不成罪、罪證不足,不能夠起訴,那怎麼可以建議當事人到法院去告呢?我覺得這個講法是完全不對,我無法接受這種說法。那事實上我覺得這也是在恐嚇司法院或者是恐嚇我們在場的委員,我覺得這個講法我沒有辦法接受。

那另外一個,學理的部分,我直接講啦,讓不起訴處分有所謂的實質確定力,這基本上就是把檢察官當成法官來用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我們的訴訟法規定說,法院做出了一個無罪判決之後,如果打到最後確定了,那麼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所謂的實質確定力,那這個實質確定力意思就是說,將來就不能夠隨便再翻這個無罪確定判決的案,不能夠再隨便翻案,不能夠重新再審這個案件,這個叫做實質確定力。大白話講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一個判決打到最後,經過實質確定到最後確定,經過多少的程序,這中間是經過正當法律程序,在法院裡面公開審判,然後在公開審判裡面有經過法院法官實質的審理,一個或者是三個、甚至到五個,因為最高法院是五個法官,這中間的程序非常地嚴謹。但是在地檢署裡面,做出一個不起訴處分,事實上就是一個檢察官他自己做出的一個不起訴處分,理論上來講它可能有一個主任,對他的這個處分核可,事實上就是兩個人然後關起門來,那個程序的嚴謹度是完全不能夠相提並論的。這也就是說,偵查程序跟審判程序,在程序的密度上完全地不同,不能夠等同視之。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把檢察官所做出來的不起訴處分,當成是法院的無罪判決,那個在法制上是完全錯誤的一種設計,在法制上完全不同的設計,不一樣的。

那我們所知道的國外的立法例,像日本或者是德國,事實上,日本跟德國的不起訴處分都很清楚,沒有實質確定力。對於他們的檢察官來講,就是我今天查到一個程度,我覺得這個案子查不下去,罪證不足不應該再查,或者是法律上顯然不會成立犯罪,這個時候他就做出一個「終止偵查」的決定。那個終止偵查的決定寫起來絕對不會是像我們的現在的不起訴處分書那樣子,寫得很像判決書,不會,那個就是一個意思表示說「我不查了」,就給當事人。如果說今天當事人覺得說他有需要這樣一個理由,以日本來講,那可能還要再寫理由書,這個時候才需要去寫理由書。

那我也必須要在這個地方特別再說,就是這個不起訴處分書,因為具有實質確定力的關係,所以我們目前的實務上面要求檢察官要寫得像判決書一樣,這個是造成我們實務上檢察官工作負擔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是要改,所以我贊成林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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