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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說明我補充一下,我現在要開始補充了,那我簡單先講有關江委員剛剛講到的就是說,起訴書跟判決書有什麼落差的部分,我還是要幫檢察官講一句話,有的時候,我們沒辦法完全用後見之明來做判斷,因為像我做了很多年的公訴檢察官,我得承認,有時候我們起訴的時候,確實有些東西沒有查清楚或者是有盲點,這一定會有。但也有很多時候是因為審理中它後來的變化跟狀況是不好掌控的,像有的被告他也許在偵查階段他不願意講這麼多,他寧可把整個戰場移到審理中,到審理中他才提出不在場證明的非常多,那所以其實我們在一開始、在偵查的初階,尤其是在事實有很明顯的資訊不對稱,去做那個犯罪拼圖的時候,會有疏漏,這個我承認,但不見得都一定是冤案。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在我起訴的那一刻,其實對被告來講,他正是最需要受到無罪推定保護的時候,那是他最脆弱的那一刻,那剛剛江委員講到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地檢署給我一個資料,那我具體報導,對記者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坦承說,我公佈的是新聞稿,或者公佈的是整體的判決書,對於記者所承受的風險是一模一樣的,沒有增加、沒有減少。因為你們都是相信這個地檢署的判斷而做報導,但是在一審判決之後做公開會有一個特別好處就是,他同時有判決書可以作為對照,所以因為我們一般人在理解資訊的時候,不是審判者,你不見得是帶著批判的角度,更多時候可能帶著茶餘飯後那個聊八卦的角度去欣賞,所以當你看到一份起訴書的時候,你第一個時間直接投入,就開始批評,我們看以前八里雙屍命案,在剛開始聲押的時候,如果說我們在判決的那一刻才公開的話,一來,對於無罪推定的衝擊小;二來,他有一個對照資訊,對於一個不是這麼嚴肅看待這件事情,他只想找機會批評的人來說,這樣子可能會降低對被告的損害,所以其實我反倒覺得說,站在被告權益的角度跟觀點,稍微延後一點,對於「知」的權益並沒有這麼大的衝擊,因為在起訴的時候其實我們知道發生了這個事件,但細部不是這麼了解,到判決確定之後,我們拿到整體的判決書跟起訴書,然後我們一起來共同檢視說,到底是審檢之間的落差到底在哪裡?那哪一邊比較具有可靠?那再做一個輿論的批判,我覺得是比較合的,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