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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部份,我個人是有一些意見。因為其實遊說很重要的問題應該不是一個禁絕而是一種揭露,就是說我們應該是要知道到底是那些團體,或者是被遊說的對象在那些時間見了哪些人,所以其實整個公職人員防貪的體系,那麼會後我也會提供一篇目前就讀美國的博士的候選人他的大作,那麼我覺得它裡面有一個概念是非常值得贊同的,就是其實附有公權力跟受託執行公權力的人,我們可以分成大概四種,那監管密度不應該是一樣的。那台灣目前的問題在於我們完全沒有類型化的處理,我們把所有公務人員都subject to到同樣的標準,所以常常才會變成說,到底要法定職務或者是大學老師到底是不是申請科技部計畫的時候到底是不是公務員,就會有這樣子的爭執。

那麼按照公職人員他應該嚴守中立或是他絕對不能受外界影響的那個階層區分,應該是司法人員是最高的,那其次應該是一般的公務的事務官,那再來應該是屬於政務官,因為政務官他其實有民選的壓力,那麼最鬆的應該是可能是民意代表,所以是不是未來有可能在法令的研修上,可以針對不同屬性的公務員給予不同密度的監管,那麼就民意機關的部分,它著重的地方應該不是動輒就把它以貪汙去起訴。因為其實你起訴以後,在構成要件的證明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你要證明民代跟他的遊說者或者利益團體或支持者中間有對價關係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他會說我的職責就是接受人民的請願,就是反映民意,這個就是他們選我的原因,所以你非常難這樣處理。

所以是不是未來有可能,我們針對民代的部分,它的重點應該是他見了什麼人、他收了什麼錢,就是這些資訊的揭露,然後我們再由一般的人來評價,他是不是……比如說他有利益衝突迴避或者是倫理的規範跟紀律,用這個部分去處理民代,那麼就司法人員的部分,因為我們對他的操守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當然就是可以比較放入比較高位階的監管密度,那以上這樣子的方向是不是可以提請廉政署未來就公務人員去做類型化的區分,那這樣子才有可能杜絕,也可能避免我們目前貪汙治罪條例定罪率這麼低。因為這麼低並不是檢察官舉證不利或者是法官恐龍,因為很多部分是在構成要件證明上的困難,這個困難就涉及本身公務員他的屬性,他本身他的屬性就是很不相同、他的職責就是不相同的,那麼以上也是藉由這一次貴署報告這個民意代表的這個監督,那麼建請各位能夠去研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