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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因為廉政署提了這個報告案,我想大家看了應該是不太滿意。但是要在這個時間立刻提出來一個修法的、假設是修法的建議難度比較高,但是也許我們應該像剛剛講的,就有一些共識可以請廉政署去處理。那我也表達我自己簡單的想法,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要談這個事?因為公共事務事實上是行政部門甚至法官在做決定的,那我們現在是不願意有這種介入他們決定的過程是不陽光的、是不透明,然後做了一個不適當的介入。所以我們理論上做了很多的環節去控制它,但其實這真正的邏輯來講,我們這些所有控制環節跟人性、跟現實是不一致的嘛,比如說今天有一個選舉的時候支持你的人,他來看你,那你感謝他選舉的時候支持你,他就給你提出一些意見,那提出的意見這算什麼呢?對不對?反映他的意見啊。那這個首長就可能把那個承辦人叫來說,我的民間朋友跟我講如何如何如何,你們要不要再想一想。這個能夠說是不當指示或是干涉或是什麼,這個其實在一個政策形成過程當中,那個人性的因素是很難完全避免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比較有效的架構,當然比如說像司法,司法是比較簡單,就是一般都認為不可以去干預的,所以大概介入的空間就小很多。

可是一般政務的介入是天天在發生的事情,而且這也不能說它不合理,首長都沒有意見,那首長做什麼政務官對不對?民意代表都不反映民意根本都選不上。但我想這個不同的層次的概念在這樣,就是說,其實環節最後還是改變了決策,做成一個不適當的決策過程。其實真正的問題是,我覺得我們絕大多數的公務員,對自己做成一個決策的過程裡面,他的意見如何形成是沒有充分的,也就是說如果依照行政程序法的概念,你應該開公聽會、你應該開說明會、你應該徵求意見,其實只要把這個程序餞行了,理論上,正當的、不正當的多元意見都會進來,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對一個行政決定做成的時候,你要附註理由的時候,你就可以看的出來是什麼聲音進來。那我們現在絕大多數的公務人員問題是,他們做決定的時候,常常草率到不需要這個過程,或許他們很忙或怎麼樣,總而言之,他們很少這樣做。

那因此,我們事實上是看不到那個決策的形成,所以我覺得廉政署那些都是看一看就是說,被認為風紀不佳的單位,你可以發現,他們很多決策都非常非常粗糙,因為他不用負任何責任,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幾個層次,對民意代表來說,講真的,不管是關說、不管遊說,他認為他的天職啊,你管不動他的,但是民意代表問題可能是說,我們至少希望他跟錢是分開的,他表達想法是一回事,可是他的財產不當的增加。也就是說,我們也許廉政署應該就去思考就是說,包括政務官、包括民意代表,他們的財產申報透明化,有沒有更強化的可能性?譬如說我今天要卸任,我臨走之前就大幹一票,可是我有可能卸任三年之後我才錢多出來,那民意代表錢的公開是不是可以往後延,或者範圍可以再加大?這個是具體的讓這個財產變動這件事,因為我們很難阻止民意代表做什麼事,但是我們可以控制這個跟錢不要產生關係。

第二就是說,相關的首長,其實首長去見了誰這件事情是有趣的,我知道很多國家他們的首長每天都要公布他的行事曆,跟誰見面、跟誰見面,那如果你跟誰見了面沒有公布出來,就可議嘛。所以我們要要求一定程度以上的政務官,他應該公布他的公務接見的行程,那如果你不寫在行程裡面,你偷偷在餐廳跟別人吃飯見到,那大家就覺得倫理上是有問題的。所以對政務官或對民意代表或至少政務官,他的行程的公布是一個透明化的重要指標。

第三個是去要求一般的公務員,比較重要的、比較怎麼樣的,你就應該有一個比較嚴謹的程序,就是程序都很草率,所以翻案機率很高、鬧得很大,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地方講不同的監管強度,不只是強度而已,是策略也要不一樣,那這些事情應該不是我們這邊講到就算了,這應該是廉政署自己可以就既有的架構下覺得不足的去思考改變,那如果他們能想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我們再來討論,而不是我們今天大家坐在這邊開三天三夜來討論如何強化這個肅貪,那這個事情就大了,這不是一天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