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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我是法務部檢察官。那麼接下來就由我來為各位報告那個強化防逃制度。因為時間有限,我今天的報告就簡單分成三個部分來跟各位說明。首先是現象,最近幾年一直不斷地有發生這種社會矚目案件的被告在法院判刑之後逃亡的事情。那例如說李周全,他是違反銀行法,吸金百億,法院也判了八年;另外井天博前檢察官,那法院也判刑十一年六個月;還有一個陳元忠,是吸金案,法院判刑十二年,不過他在前幾天,四月二十八號的時候落網,被逮捕;還有周武賢,炒股獲利六億,法院判刑七年。那除了這些以外,還有人做了一張這個表,經濟犯全員逃走中。當然不止這一些啦,根據法務部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四年的統計,判刑三年以上確定,那通緝報結的人數高達三千多人,三千一百多人。

所以呢,這一些案件我們可以看到,縱然法院都判了重刑,可是被告仍然可以在知道判決結果之後,他利用這個提起上訴的期間,從容逃逸。那等到數年之後,縱然判刑確定了,這個被告的人早就消失不見了,那國家的司法公信就遭到嚴重的打擊。

所以現狀就是,判了等於沒有判。那我們認為這個不是個案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所以接著就跟各位說明,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可以看現在的刑事訴訟法三百十二條,它規定說,宣判的時候被告不一定要來,所以呢,就算在審理的過程中,經過很嚴謹的證據調查、交互詰問等等這些正當的法律程序,到了最後一天要宣判的時候,我們的法條規定告訴被告說你想來就來,你不來就不要來。所以呢,常常我們是對著一個空蕩的法院在宣判。

那雪上加霜的是,三百十三條規定,宣示判決的時候,不以參與審判的法官為限。所以一個法官他縱然沒有參與這個案件的審理,到最後宣判那一天,也可以來進行判決的宣示。所以三百十二條跟三百十三條結合起來,就會變成是一個沒有參與本案審理的法官面對一個沒有被告在場的法庭宣判,整個程序簡直是虎頭蛇尾。那我們對照國外的法庭實態來看,不管在日本、美國或德國,宣判都有它非常嚴肅而且重要的意義。法官必須在這個宣判的時候,告訴被告你為什麼成立犯罪,還有本院為什麼認為要科處你這樣的刑期,那是有它的這個嚴肅的意義的。

最後呢,就是對策。那法務部是建議應該要修正刑事訴訟法,首先要改變這個宣判的時候,被告應該要有到庭的義務。另外就是增訂所謂保全羈押的這個制度。那保全羈押制度簡單講,就是被告在宣判的時候,他必須要到,那法院判決一定刑期以上的這個罪刑的時候呢,才可以有機會審酌個案的情形決定要不要羈押。那我們看外國的立法例,德國也好、瑞士也好,另外日本、美國也都有相類似的規定。那外界常常會誤解,以為法務部推的是所謂叫有罪羈押,那麼利用這個機會,必須要跟各位說明,法務部所要建議的絕對不是說判決有罪一律羈押這種毫無彈性的措施,我們是建議在判處一定以上刑期,例如三年或五年或是其他刑期以上的時候呢,被告要到庭,讓法官可以來審酌說,這個案件的被告有沒有繼續拘束他的自由的必要。也有可能法官認為沒有拘束自由的必要啊,也可以釋放啊,但是釋放的時候,就配套其他的這個命令,比如說,禁止被告接近被害人的住居所,或者是定期向轄區的警局報到等等。

那麼講到這個問題,就必須要有另外的配套。就是當被告違反了這一些法官所下的命令的時候會怎麼樣,那跟各位說明。依照現在的規定,被告就算違反也不會怎麼樣。所以對被告來講,它是一個沒有成本的事情。那既然沒有成本的話,形同我們是從制度上在鼓勵被告逃亡,或至少是鼓勵他跑跑看,因為你就算被抓到了,也不會怎麼樣。這邊我們就參考美國的立法例,美國的刑事訴訟法有規定,如果原本的犯罪,比如說,是在十五年以上的時候,那這個時候違反法院的定期報到命令等等,就會另外再處以相對的刑期,我們覺得這個是可以參考的。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我們可能必須要問一句話:為什麼法院判處重刑之後的這個被告仍然可以保有行動自由?那如果這個現狀沒有改變的話,法制上沒有作調整的話,恐怕這個被告逃亡的事情還是會一再發生,好,以上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