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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個,今天沒想到我要討論這個,所以事前沒準備,不過我還是就剛剛陳委員或剛剛幾位委員發言,關於教化可能性,我要做一個澄清跟解釋。在案子,我們今天不管就是重大案件有……法定本刑有死刑的案件,我要不要決定死刑、要不要決定這個最極刑的部分,其實所謂教化可能性不是唯一的標準,如果這幾年大家好好仔細的去看這幾年的這些重大案件的時候,其實它不是的。

它只是綜合去判斷,我應該說每個個案、每個個案有不同的情形,每個被告、每個被告他背後有很多犯罪的成因,那當因為我們在尤其是法定本刑是有死刑、無期徒刑的時候,當然會更慎重,尤其是剝奪人生命的這一個刑度,要更慎重,所以我們的調查會更多。那在量刑上其實如果有詳細去看我們這幾年判決,有很多的案子事實沒有爭執,可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在量刑上,包括我們要送鑑定,我們現在有好多件去鑑定說他有沒有可能不會再犯,矯正的能力,我們其實花很多的、很多的時間去做一些鑑定,然後我們尋找適合的鑑定人,我們都有去尋找啦。那我們……我個人會有一些比較遺憾就是說,有時候我們要尋找這些鑑定人還不太容易,所以甚至我們希望說,甚至在行政上多給我們協助說有適當的鑑定人告訴我們。

可是我自己也承認,我們誰可以說未來?我曾經有一個……曾經去聽一堂課,有一個學者說沒有人可以知道未來、沒有人可以知道這個被告的未來他到底是怎麼樣,沒有人知道。那就法官來講,我只能就我現在所有、盡我所有調查的能力來作判斷,所以我只能講,教化不是唯一的標準,它的判斷也沒有辦法說什麼適當或一定,它的準則,其實它都針對這個被告個人的情形,我們從他……我至少我自己遇過的是,我們去一直了解,從他的教育、他從小生長的背景,我們做了一個全盤的盤點,我們做我們最高法院有一個學長做的一個盤點,我們全部做了一個盤點,最後決定,跟他犯罪的情狀,跟大家、社會所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們應該說會不會重大到大家如果沒有辦法接受他,其實這個都要判斷,所有都要判斷。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部分,其實如果唯一說去討論教化可能性,我覺得是沒有辦法去解決我們所謂死刑量刑這個問題的啦,所以我只是要做一個澄清。

那我剛剛要講……可能我要回應一下志潔委員,我們在做所謂的判斷說他是不是有教化可能,其實不是他犯罪時候,我們是全人格,說真的我們是全人格在做一個篩……在做一個審視啦。所以其實現在也會發覺我們的死刑案件……有涉及到死刑的案件,真的是非常慎重,這個我必須要釐清,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