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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席,感謝大會的邀請。我大概說明一下,就是在中研院所執行的研究計畫,有兩個軌道:一個軌道當然是針對國民參與審判的形式,那在過去的討論台灣的發展在理論上面所呈現的一些問題;那第二個軌道是進行實證研究,那實證研究又分成兩個大的部分,一個大的部分是台灣人民對於人民參與審判這件事情的看法,那因為在進行這個研究的時候,可能跟一般的機構他們用電話訪問的方式不太一樣,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採行的比較嚴謹的全國有系統的隨機抽樣,因此整個sample sizes大概有5600個而且是面訪,那個不是用電話訪問的。因為這樣子的樣本數跟訪問的方式,而且執行的機構是中研院人社中心他們進行的調查,大概在國內,我不是說幫中研院講話,就我知道的應該人社中心的調查可以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品質,出來的結果大概不令人意外的是,我國人民支持人民參與審判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大概有將近八成左右;第二個重要的是,當然或許這樣的結論對我們目前的執業法官並不盡公平,聽到這樣的結論可能心裡也會有一點不舒服,不過對於人民參與審判這件事情的支持,真的是跟人民對於法官的判決是不是公正這件事情,存在非常顯著的正相關,而且是裡面所有因素裡面最重要的第二個非常顯著的特性是說,曾經有審判經驗的人,對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支持,是遠遠高於沒有參與審判經驗的人。

那這樣子的結果或許可以回答一些,大家在思考對於我國法官的公正性的信任程度跟人民參與審判的支持。其中有一個蠻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大眾媒體針對特定案件渲染是不公平的報導,而導致人民對於司法喪失信心,當然我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因素,但是如果是用這個因素來解釋的話,沒有辦法去處理說為什麼有審判經驗的人,他事實上不管是對於法官的不滿,還是對於人民參與審判的支持,會遠遠高於沒有審判經驗這樣子的人,因為這樣的結果跟我們在其他國家看到的結果是相反的;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國家,都有針對人民對司法的信心這件事情進行過研究,比較一致性的傾向是有經驗的,事實上他對於司法制度的信心是會高於沒有經驗,那這個首先是針對人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那第二個是進入比較細緻的部分,所謂進入比較細緻的部分指的是說,當初司法院在推動觀審制,大家已經有很多的議論,我那個時候對於司法院比較直接的建議是說,他們那個時候在進行準備的時候,最好是不要自己已經先決定了怎麼做以後,然後往那個結論去進行,然後我主要在批評就是有關於觀審制的決策過程,那個部分之前都有一些公開發表東西,我就不再贅述。但是那個時候作為一個研究者,我真的比較在意的事情是說,有一些制度的討論在我國這一邊還沒有進行比較清楚的研究,因此那個時候以一個研究者的身分,希望能夠對於未來制度的設計,能夠提供一些幫助性的啟示。

因為自己進行研究時間的關係,所以大概兩個比較大的部分,一個是有關於讓人民去進行被告是不是有犯罪事實的認定,這件事情上面採取一致決跟採取多數決兩者之間會產生的效益,那最後研究的結果跟美國他們這邊所採行比較主流的意見是一致的,還是以一致決是一個比較好的處理的方式。那當然在那個研究的過程當中,還會處理到一些跟我們未來制度設計有關係的問題,譬如說像今天我看會議資料裡面,針對參審制跟陪審制的優缺點,某個程度上我會覺得已經整理到了相當程度的範圍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可能跟目前已經發展了二、三十年有比較穩固的實證基礎的結論,是有距離的,譬如說在所附給各位的資料裡面有提到像什麼《十二怒漢》的電影,那個電影是,如果說我們以統計來講話,完全是outlier就是在很旁邊的很旁邊,因為他實際上面從其他國家所研究非常多非常多,不管是模擬的審判還是現實審判的結果,很清楚的呈現就是所謂的majority rule,就是占多數的原則上最後都會按照佔多數的意見,達到那個結論。但是如果一開始兩邊的比數是比較近的時候,那最後是會以無罪的那個方向,那也就是所謂the leaneous effect的會贏,那因此就十二怒漢的電影情節的情況,其實在現實上面幾乎是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剛剛所講的那樣子的結論跟我們一般在討論有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設計上面,跟在制度目的的設計上面會有很強的啟示。所謂很強的啟示是說在證據很強以及證據很弱這兩種情況之下,不管是法官還是人民來判,結論都會一樣,證據很強通通都會有罪;證據不夠通通都會沒有罪。真正關鍵的差別是在中間,就是他那個證據的質量是在中間的部分。那之前台灣也有一些評論者或者是法官曾經引過美國當初芝加哥大學所做的研究,對於那個研究結果來說,法官跟人民意見會不一樣,本來就會不一樣,他真的造成不一樣的事情是說,一般的人他在進行有罪無罪認定的時候,他所要求的證據質量是高於法官的,當然我這樣子講是有一些qualification就是說檢察官他所提供的證據的質量是在中間的那一塊地方。那這樣子的一個結論其實在20世紀的末期到21世紀的初期已經有不少的研究用比較新的實證資料去印證當初這樣子一個發現的確實性,其實他那個結果是蠻robust,那這個結果他會很,在理論上面會很好的去解釋說為什麼在一開始可能陪審團,就是陪審員兩邊的數字沒有出現太懸殊的情況之下,那最後會產生所謂的leaneous effect,就是比較容易得到一個無罪的判決,這個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的解釋,那也是我們那個時候在台灣進行模擬審判的時候所發現出來的結果,就是我用台灣人當測試,這句話政治上不太正確,就是說以就是我們自己的國民參與了那個模擬審判,我所發現出來的結果跟在外國的文獻上面所產生的情況是非常近的,那個時候的那一篇的研究,最大的效果就是說,就是說後來刊載出來他在學術上面比較重要的contribution是說針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這件事情跟所謂的leaneous effect兩者之間的關聯,用台灣人當作實驗參與的對象,發現很強烈的統計上面的顯著性,因此對於我剛剛所講的那一個解釋也是過去外國的文獻在發現這樣的現象,提供了一個可能暫定的解釋,因為我說他們所講的暫定的解釋是說,他的理論上提出這個可能性,那這個可能性從理論上是說的過去的,但是還沒有一個研究是直接用這個當作其中一個控制的因子,把它放進去以後然後去證明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那我們那個時候在台灣所進行的這個研究是因為把這個因素也放進去了,所以直接的去印證那樣子的一個關聯性存在,那那個研究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說,其實台灣一般的民眾對於無罪推定原則背後所預設的價值選擇,跟一般的法律人有相當大的差距,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就是說法律人在針對無罪推定原則以及在刑事訴訟程序當中採取非常高標準的證明度,不管你是有沒有合理的懷疑,還是用大陸法系常用的所謂的確信來當作標準,背後隱含了一個價值選擇就是在這個國家刑事審判的體系當中,我們寧願誤放一個有罪的人,誤放九個無罪的人也不要誤判一個無罪的人有罪,但是這樣子的價值選擇按照我們那個時候研究的結果,很不幸的是並不在一般人的法律意識當中,一般人事實上他們其實對於誤判有罪的人無罪或是誤放無罪的人有罪這一件事情,事實上並沒有採取,我不能說完全沒有,就是說有法律人這樣子想法的比例其實並不太高。但是在經過了法官的指示以及在經過了彼此之間的審議討論的過程以後,那這樣子的觀念跟他們接受了這個觀念以後,對於他們最後在評決投票的時候會產生非常強烈指引的效果,也就說當證據的質量沒有辦法讓他們去偏either way的時候,他們會去,就是在最後投票的時候反映出來的價值選擇上,會跟我們一般在設定無罪推定原則的時候預設是比較近的。

那第二個接下去就是在我離開中研院以前,後來所做了一個研究是,我那個時候認為台灣不管採取就人民參與審判,你決定要採取什麼制度,有一個問題是永遠沒有辦法迴避,沒有辦法迴避的問題是說,事實的認定者你要用什麼標準去認定,這個事實有沒有發生,那我剛剛講過就是法律人的想法是有沒有合理的懷疑或是確信,但是我要問一個很慘忍的問題,什麼是沒有合理的懷疑、什麼是確信?這一個問題在我國的審判體系當中是從來沒有被認真的面對,從來沒有被認真的面對,什麼是沒有合理的懷疑,什麼是確信?這件事情蠻重要的,我為什麼說蠻重要的?是因為當你對這個標準所採取的內涵解釋不一樣的時候,對於被告有罪無罪的結果就會產生影響。那我們未來不管是用參審制或者是用陪審制,你都要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當人民跟你在一起進行審判活動的時候,你要很清楚的告訴他們說,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沒有錯,那問題是檢察官所負的舉證到底要證明到什麼樣子的程度,那你必須要給他很清楚的instruction。那當然如果我們未來的走向是決定要採取參審制的話,我剛剛所提的那個問題可能會比較隱晦,所謂會比較隱晦是說,那一個標準可能是在法官跟參與審判的人民他們在那個房間裡面去講出來的,可能所謂沒有合理的懷疑跟確信到底是什麼意思,大概就是以法官跟他在,所謂討論的過程當中跟他講的那個標準來當作標準,而那個標準是不是可以接受事後的檢驗,我基本上會打一個比較大的問號。但是如果說是在採用陪審團的審判的時候,因為法官給參與審判的陪審員,他們的法律上面的指示,必須要相當的清楚,那個指示到底是對還是不對,那也有接受事後可以客觀檢驗的可能性。那個時候我們大概用最高法院曾經試圖的就所謂他們所講的確信到底要怎麼定義?用不同的定義然後給來參與模擬審判的陪審員,他們按照那個不同的定義,去在相同的一個審判程序當中,他們所接受到檢察官所提出來的舉證,到底會不會影響到他們最後的定罪,最後的答案比較複雜一點,不過基本上是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