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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安,那首先謝謝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那剛剛我們主席,一剛開始有跟大家提到,其實司改很強調這個法律人跟非法律人之間的對話,那其實就我的立場來說,其實在台灣有很多公共議題其實必須要納入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對話,也就是說在法律這個層面,法律這個議題的層面上確實存在法律人跟非法律人之間的一種距離,但是對於原住民族來講,你把他放進來以後,那個距離是更遠的,所以才會衍伸出很多像剛剛我們提案人所提到的,明明我們很多這個法律已經提供了相當程度的一個輔助或者是支持,那但是呢,對於很多我們原住民的朋友,在涉及到很多司法案件的時候,其實那個恐懼感跟距離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覺得這個是,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能夠在這次的司改國是會議裡面納入這個原住民的討論,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我想剛剛那個提案人所提到的這個,絕大多數的一些意見,我都非常認同,那其實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跟大家談,也就是說,有很多朋友都會覺得說其實台灣是一個多元,我們都知道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那也就是說原住民朋友跟很多其他的一般民眾應該都在國家的法律之上是一個平等的概念,那但是呢,其實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兩公約的這個議題裡面,兩公約其實談到這個公平審判權,那公平審判權其實不見得會對於每一個不同的社群,那具有不同的文化會達到一樣的結果。那我們在台灣的現在的這種,各種法律的內容上,其實已經慢慢的形成一種對於原住民族這樣的一個身分的國民,其實已經做出了一種所謂特殊權利的一種安排,那這個特殊權利的安排,其實也會有部分的朋友會覺得說,那既然是平等,那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種特殊權利的安排?那其實實際上,我還是要提到,其實兩公約裡面已經提到一件事情,如果這樣的一種差異性的安排能夠促進整體國家多元化社會的一個形成,這樣的一種差異性的安排,他不會違反包含兩公約裡面在談的這樣一種平等的價值,所以我覺得這些背景,應該是要讓大家能夠有比較充分的一個了解。

所以在對於保障原住民族司法權益這件事情,我覺得大概會有兩件事情要來做討論,第一個就是我剛剛前面所說的這個原住民跟非原住民之間對於司法的這樣的一種距離,所以要如何能夠從未來的一個司法改革去落實這個原住民族access to justice這個概念,要能夠,這樣的一種管道要能夠被建立起來,那可是呢,access to justice應該是對所有人都能夠去開放的,那對於原住民的部分,我剛剛所提的這個特殊權利的這種概念,其實在不管是國際法也好或者是兩公約也好,或者是甚至是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法律制度,其實都在強調一件事情就是access to customary law,就是原住民族的習慣法的這樣一種概念,要能夠把它建立起來才能夠去落實到原住民族正義的這樣的一種實現,那也就因此才會有剛剛我想我非常認同提案人所提到的,其實我們不能夠去排擠掉我們一般對於司法正義的這樣一種概念,但是呢,對於一些特殊權利的安排要如何能夠被實現?其實我就要回應到剛剛那個副處長所提到文化鑑定這件事情,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那我這邊提一個例子來跟大家作分享。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原民的這樣的一種文化衝突的案件裡面有滿高的比例,當然這個逐年減少,就是持有自製獵槍這件事情,那但是呢幾乎每一個這個司法案件在對於原住民族持有自製獵槍這件事情,都會進行獵槍的鑑定,就是這個槍枝的鑑定,然後做這個槍枝的鑑定以後,其實他都會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因為它有多少的火力,所以它具有危險性,那其實實際上,這個對於,我想如果槍枝沒有火力、槍枝沒有危險性,它就不會叫做槍了,所以那個,我覺得那個鑑定本身就是,你還沒有去鑑定大概就知道他的結果,那反而用這樣的一種鑑定去強化這個持有自製獵槍的危險性,以及他在法律上面應該負擔的這樣的一種苛責的結果,那可是呢,我們卻常常忽略掉,法律本身他制訂出這樣的一個條文或制定出這樣的一個法律背後的價值,其實就是原住民族文化的保障,所以在很多原住民,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文化衝突的案件裡面,幾乎沒有去討論到說,為什麼,就是說即便是最後法院做出這個無罪的判決,可是裡面卻缺乏了文化理解或者是文化鑑定這樣的一個過程,反而讓大家會覺得說,因為你是原住民,阿你去狩獵,或者是因為你是原住民,所以你去進行這個森林主、副產物的採集,在法律上是給你一個特殊的安排,可是會讓一般大眾覺得說,這樣的一種法律的安排,其實沒有太多的一個,背後的一個論證的支持,純粹只是一個你是原住民的身分,所以你可以如何,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中間過程裡面缺乏了很大的一個缺口,這個缺口其實是需要透過文化鑑定,然後把法律上面所想要強調的這個價值能夠把它呈現出來,所以其實這個是應該要把它,希望能夠把它很明確把它建立起來的一種概念。

那在整個,所以我就會認為說,在剛剛的這個討論裡面,其實一方面如果說從法律的一個,我覺得剛提案人所提到的這樣的一種改革的一個建議裡面,大概包含兩個層面,一個當然就是法律未來的一種落實跟調整的一個可能性,那另外就是在這個整個專庭組織或者說等於在司法程序上面的保障的一個調整,所以除了在剛提案人所提到的這個組織調整的部分以外,我覺得我們其實現在已經很積極的去討論,不管是參審還是陪審,那甚至就是說,其實應該也有可能的話,其實可以去討論到,如果是屬於原住民族的這種特殊的案件,當然這個特殊性與否,應該要有一個前面的一種,不管是審議機制,去決定他是不是一種特殊案件,那對於在這樣的特殊案件的討論裡面,也許可以去比照這個國外會做一個巡迴法院的這樣一種方式,那到部落裡面去針對一些特殊性的案件,直接到部落裡面去做一個討論。

因為那個司法院大概是在司馬庫斯這個案件之後,這個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那個案件之後開始去做比較有系統性的一個法官學院的課程的安排,那我記得他們第一次的這個課程,就除了課堂的一個教學以外,就第一次的這個田野地就帶到司馬庫斯去,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大家從台北搭了遊覽車,然後從台北出發走高速公路到了新竹,然後再上山,最後到了司馬庫斯以後,有部分的法官就說,司馬庫斯這個案件其實本來就應該無罪,就是說因為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面,我們怎麼要如何期待法律去要求人民做出他生活習慣上面有相違背的事情?就是說我明明門口就有這樣的一個這個實物可以使用,那我為什麼要開兩、三個小時的車到新竹市區採買?而且那是一個低度的行為,所以我覺得在整個程序上面的安排,其實是應該可以適度的去思考看看,在整個法院開庭那種形式,你可以納入這個巡迴法院的這樣的一種機制進來,來去做一個調整。

那另外就是說,在整個這個司法的實務人員的這樣的一種專業訓練上,那當然長期來看,剛提案人有提到,就是說整個法學教育的一個改變,其實我們從97年之後的一個憲法增修以後,陸陸續續從98年有了第一部的這個原住民族的法律,叫原住民族教育法,那在,到目前為止,其實已經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法律,法律的內容都直接去涉及到原住民族的議題,甚至包含了國土計劃法啦、海岸管理法啦這些,而且現在進行式裡面,現在正在進行的很多法律的起草,其實都有去關注到這個以原住民族為焦點的一個內容性的安排,那可是呢它卻在整個法學教育的過程裡面,被列為是一個,這種比較屬於附屬性的這樣一種討論,那所以長期來看當然希望能夠在法學教育裡面來去做調整,短期的話,其實我覺得要如何能夠在整個司法實務的這樣包含法官、檢察官跟律師,做進行他一個在職教育的一個工作,我覺得是一個具有必要性的。

因為像最近在,近來,這個花蓮地院也有幾個case,就是說明明這個原住民族持有自製獵槍與狩獵這個案件,其實已經非常普遍,有法院的見解,那可是最近就有一個個案,就是這個輔助律師,其實他居然不知道槍砲彈藥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就造成了這個,我們這個原住民被告在整個判決上面的不利益啦,就是說其實這個對,即便是原住民本身都已經知道了,可是連這個,我們在從事專業的一種法律輔助工作的律師卻對這樣的一個議題是相當不熟悉,所以我覺得短期來看,當然就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制度性的一種進修的機制也好,或者是一種在職訓練的一種方式,來去針對我們現有的這樣的一個實務從業人員,能夠去強化他們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這樣的一種議題的一個討論,那其他的部分,我想剛剛那個提案人做了相當多的一個說明啦,那我做這樣的一個補充,那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議題可以討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