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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員大家早安,其實我想分享一個案例,就是在日本啊,在1990年代有一個叫足利案件的,它也大概就是跟……就是一個姦殺幼女的一個案例,那被懷疑的是一個娃娃車的司機,那他被關了十八年,也是因為DNA的一個再鑑定然後才重獲自由,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這個再審判無罪的時候,那個法官就當場跟他說,跟他道歉喔,然後後續那個警察局還有地檢署都把他請到他們機關裡面,然後跟他公開道歉,那剛才那個峯正副執行秘書一直在跟我問,這個道歉能不能規定在法規裡面喔,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覺得結論就是、是態度我們怎麼看這個冤罪或是所謂這個……我們國家對一個冤枉、一個冤案怎麼去詮釋一個態度,那他們的看法就是、日本的看法是覺得真的國家做錯事情了,然後我們剛才這邊龍綺委員他第一個案例也是在講怎麼樣維護他的尊嚴、怎麼樣復歸社會。

我想法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他們要負大部分的責任沒有錯,那我想如果說大家態度上可以承認錯誤,或是在一個比較同理心的角度去面對這個錯誤的話,我想雙方在後面解決這個……這賠償問題的話可能會比較容易接近,那再多的錢……這個被告、這個冤獄的被害人他也提到就是說,再多的錢他十八年的青春該怎麼辦?他的壯年就是在這個監獄裡面去過了,我想再多的錢沒辦法彌補。

那再回歸到剛才講的第二個議案裡面所提到所謂的要不要有歸責的問題,其實我們最近在討論的所謂的整個司法改革,講到所謂要講當事人要加強所謂的整個被告在整個訴訟程序裡面的責任,我想那個背後這個後面如果方向錯誤,到底是什麼特別犧牲、是賠償還是補償,我覺得跟這個有關。我相信我們這種制度底下,所謂當事人制度底下其實它後面講的就是法官犯錯,一定檢察官也犯錯,那檢察官犯錯的話,警察當然也犯錯,那相對的律師也有錯,我想這個基本上這整個一個審判的邏輯,這些人的協力,然後才造成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喔,所以我意思就是說可能就是我們先要去討論就是大家對於這個冤案一個怎麼樣的態度,那我想就是很難想像台灣能不能有這樣的一個畫面、或是一個場景就是,法官願意在法庭上當他確定判無罪的時候願意跟這個冤獄的被告道歉,我想如果這一個可以有這樣的態度的話,我相信這不能立法,這不能用一個外束的一個法律的規範去解決這個問題,或是去要求相關的單位去做這件事情,可是我覺得這態度應該也是還是要回到大家怎麼遇到這樣一個冤案,那這冤案我覺得如果按照我剛才我的想法就是他可能是我們只能在解決神的事情的時候一個不幸的案件、一個不幸的案件,那大家都有責任喔,包括審、檢、辯、警都有責任喔,那我是覺得提供這樣的訊息或是一個參考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共同分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