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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陳龍綺委員的事件不能完全賴給地院DNA的鑑定,我上次就說過了。第二個,基本上我覺得評價一個人可以從他有沒有道歉能力來評價,國家要求一個犯罪的人悔罪,甚至他如果有悔悟了,要執行死刑還是執行,意思是什麼?甚至要對方拿命來道歉,不這樣嗎?可是國家自己犯錯的時候呢?我舉個我們第四組的例子,這當然不是國家啦。這說道歉能力,第四組的直播受到不問是非完全跟事實不相符的抨擊,我也不要說有人認為是別有居心造成的。我曾經寫封信在第三組給他們的林達委員,但是他沒有回復,他是認為不需要回答我,還是認為還是他默認我不知道。總之第四組做的直播,不到現在為止我都認為是我們這組做的最好的決議。他沒有浪費很多資源,但是是一個很好的決議。我們並沒有要求司法院一定要怎麼做,我們擬出一個方向請他研究,他們不研究跑出來說他們反對,法官協會也發聲明,各位都知道我們在最後一次會議,法官協會總算說啊如果我們的表達怎樣怎樣啦,那我們表示歉意。

也就是說他起碼有表現歉意,我說有道歉就好,其實還是模模糊糊,他們始終沒有承認他們依據的事實是不實的事實,而作為法官的團體要對外表示任何意見不應該把事實調查清楚嗎?好,不過比起來他們比司法院秘書長好多了,司法院秘書長始終沒有道歉,但是呢悄悄的就把他的話改了一下,就說他們有一個基本的條件下,意思是例外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可是他先前不是這樣講的喔。而他們還責備我們說4月28號的公聽會都不等。但是在公聽會上他說這個公聽會跟國是會議無關,他也沒有道歉。在他管理的司法院在公聽會之後有人向我潑糞,結果到我身上變成黃金,因為引起我們同組委員同仇敵愾,非常生氣,所以凝聚了我們的向心力,鞏固了我們的決議。他也沒有為了在這個建築物裡面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表示一點意見,這跟我完全無關,有沒有道歉能力真的可以表現一個人的品質。國家要求別人道歉的時候是那麼的嚴厲,但是國家自己犯錯呢?表現出來卻是沒有什麼道歉的能力,這樣可以嗎?然後如果要舉德國說他們也發生很多冤案等等,我始終在當大法官的時候我常常在會議裡面講一句話,我們需要為了我們比別人進步而感到抱歉嗎?我們一定要跟在別人的後面跑嗎?別人的落伍我們一定要跟嗎?我們如果能夠進步我們不可以更進步嗎?

好。那麼以這個所謂的道歉這件事情來說,我必須說剛剛談到階級的問題,假設一個大公司的老闆,他陷入冤獄,於是她的公司破產,於是他的員工呢流離失所了,就失業了,這樣造成的損失的確比較大,如果你因為這樣去評估的話,應該不能說是階級的問題。以這個為例,跟一個可能他只是勞工,那當然他也會家庭破碎等等。你很難去說,破碎如何但是因為那只是造成很大量的損害跟比較小的損害。我在想我們無論如何都應可以去督促國家,在道歉這件事情上面更細膩的,比方說你除了評估他所受到的損失之外,可能你還可以有些大老闆他雖然身陷囹圄,但是他的家屬完全不受影響,例如他們生活還是很好,他的公司經營完全沒有問題。那跟一個可能是勞工階級的人,勞工身分的人,他呢,家破人亡,那這兩個還是不一樣的。這個時候你不是只看他每天損失多少工錢,這樣來比,可能還要考慮到他所受到的那個損害的衝擊,我是舉一個例子,就是說,我們顯然是沒有更細膩的評判標準。

至於賠償還是補償,我要講到釋字670,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沒有寫意見書;670全程我是有參與的,但是到了大會那天我生病了,那我沒有撐著來寫意見書,如果我出席我就會寫,我也不是沒有寫,寫了,可是到最後一天,我知道許宗力大法官跟我的立場是一樣的,那他寫就可以了,所以我那天沒有出席,你們可能看到沒有我的名字,因為我沒有出席。那麼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因為那時候的主導比較是受德國法影響的大法官主導,那他是認為採用德國的特別犧牲,我是不同意的。特別犧牲是像什麼,像土地徵收,國家為了要開發一個地方,請你特別犧牲一下,所以我補償你,這跟國家犯錯是兩件事。所以我是反對特別犧牲這種觀點,不是德國人說什麼就一定要跟他們一樣;現在弄得大家都在拚地盤,只要不是德國的制度,日本的制度就要反對、美國的制度就要反對,這是很嚴重的,其實司改國是也要改這點。

那麼危險責任、無過失責任,就是我在現場奮鬥的看法,我們是一次,所以我一直

沒有寫。那麼現在許院長,當許大法官、許大法官、許院長,這樣的想法,我希望他來當許院長的時候,是貫徹許大法官的想法,而不是來當許院長以後就改變了,這不是我們期待他當許院長的初衷。只要他是根據670當初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在對話的時候,是相同立場的立場來做這件事情,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就是國家你錯就要承認錯。然後你如果可以去要求別人用命來賠,那國家你要用什麼來賠,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