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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其實我剛才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因為其實我個人覺得這個提案裡面最重要的部分在於,怎麼樣讓這些冤獄的受害者他們在之後可以復歸社會,我認為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點啦。但是我個人也很害怕我們今天在這邊的殫精竭慮地在這邊盡其所能的在這邊討論的結果,這個部分會是一個空泛的。那這個部分其實我看到提案的具體改革方案裡面提到說,應該建置冤獄平反者的扶助機制,那我也期待可以統合相關的社會安全政策來完善這個冤獄受害者保護,跟協助他們來復歸社會。但是我們個人在執業的過程當中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冤案的受害者,他所經歷的我想都跟龍綺是類似的,他們經歷的不是一個短時間的,不是一個短時間的一個歷程,他們經歷的可能是八年十年。那有妥速審判法之後可能減短了他的時間,他們常常在一審、二審,甚至有時候一審無罪、二審有罪、三審又發回。在這樣子擺盪當中他們經歷了八年到十年的人生,那這個人生裡面是虛耗的是空轉的,為什麼?因為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見了。

那這個可能性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在談的人的價值,那說的人的價值我不知道這個怎麼樣要去用金錢去做補償跟賠償。因為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所謂的不管是賠償制度或補償制度,其實都沒有真正的去反應或考量到這一些真正他們所被剝奪的或所失去的。那剛才第二個,我們的具體改革方案第二個說學歷薪資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那甚至提到平等性。可是以我們現在的刑事補償法規裡面規定的他就是三千到五千。請問三千五千還內含這個精神上的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這個如何去涵蓋?即便他可能是一個比較,算是比我們國民的平均人均所得還要算是一個比較高的金額。但是如果說他今天就是一個大學生,就是一個碩士生,他遭受冤獄。那在當時他是沒有薪酬的,那可是他的未來,他的未來五年跟十年,這五年十年的空轉,可能他發展出來是一位科學家,或者是一個對社會重大貢獻的社會學家。他可以做各種不同的事情,可是這些可能性都沒有了,因為可能如龍綺的他可能要行使他的公民不服從權,他必須左躲右閃,他必須犧牲掉他在社會上工作,因為工作或努力所可以創造出來的他的一片天。那這個部分三千到五千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再去用平等原則思考的一個範圍跟對價。更何況我們常常看到在實務上操作。

我們在刑事求償委員會裡面看到的是,他斟酌了他的原來的薪資大概是五萬或六萬,原來受冤獄之前是這樣的薪資,這已經比一般國民平均所得,我們目前國民平均所得在各個地區都高,高出兩倍。可是他受的那最後所斟酌了他這樣的收入跟學歷之後,最後給他三千元每日去計算。他應得的這個冤獄補償。那三千到五千,三千是最低。那我完全無法理解說,這樣子衡量我們的衡量的意義在哪裡?這個平等性在哪裡?完全看不出來。可是目前的實務操作上常常是司法跟人民現在沒有辦法感受是一致的最大原因在於,他的理由,他評估的理由或證據,常常跟他最後的結論無法被人民理解,跟人民達不到對話的效果。所以說坦白話,如果因為國家的目前的經濟或者目前的司法政策,那他的補償的range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標準的話,說實在的實在沒有討論什麼平等原則餘地,他應該就是一個均一化的標準,不可能再去考慮他的學歷或薪資,以及社會地位這些項目。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此。那另外一個就是就,剛才提到我一在思考,就是社會安全政策來保護冤獄受害者。我想這個上面是,我思考不出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啦。我認為好像看起來很空洞。

那但是另外一個就是協助平反者復歸社會。我想這個對話很重要,剛才大家一起討論道歉這個部分。其實所有的受害人冤獄受害人或刑事被害的受害人,其實我相信他們都有一個知的權利他們需要知道為什麼。就像龍綺,他需要知道為什麼到底哪裡出了錯。而不是在暗夜裡一再的思考說我哪裡做得不對,我哪裡做的不足,我的行為還有哪個問題,所以導致我陷入這樣的處境。這是不同的一個思考層面。所以我想這個在修復式正義裡面,我覺得我後面有那個提案,那我認為說這個對話,國家出來對話是必要的啦。那再經由了解受害者的處境,經由承認自己的錯誤,那在這樣子的對話當中讓受害者瞭解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錯誤。那我的處境他在將來會被修正,會被平復,那給他一個信心,讓他可以覺得說我還可以在這一個社會上面安全的,不受侵害的活下去。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我們的司法還是有它的正當機轉存在,那這個信賴的建立跟回復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話我相信任何一個冤獄的受害者他在未來他還是會戰戰兢兢,不知道他怎麼樣再去融入社會。再怎麼樣去回歸他正常的生活或正常的工作。那這個部分起碼是我們應該最起碼應該要還給他們的。以上。